演讲嘉宾：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贾康

　　大家都注意到，在供给侧方面，目前最高决策层有非常清晰的指导精神，习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指出，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我们过去在需求管理这方面，所做的工作还有延续性，要继续适度扩大总需求，但新的聚焦的侧重点已经转移到供给侧。目的是要在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新阶段过程中，加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推动生产力整体跃升，打造升级版。

　　这样体现出来的精神，我们认为是最高决策层在经济工作思路和宏观调控指导方面有了新思维。也是在五中全会以来的文件里得到一系列的具体表现，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我们认为其实就是要通过供给侧的新供给，创造、引领和释放新需求。

　　需求和供给是相辅相成的，过去我们都接触过它，现在说供给侧，好像就有陌生感了，但是学术术语确实并不陌生，只不过过去没有加以强调而已。过去政府在发挥调控方面总得做点事，政府要发挥自己的功能，调控中怎如何实现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动态平衡？过去有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区分，我们在需求管理方面，经验比较丰富，在整个运行中，也是大家最熟悉的。它的基本特点：掌握一个总量型的单一的可通约的指标，比如说整个经济中流动性怎么样，以流通货币作为一个基本量化单位，根据特定时段，一个年度处于经济周期的什么阶段，实施反周期操作，如果是经济周期低迷阶段要放松银根，要刺激经济，高热要防止过热，要紧缩。

　　我们过去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长期忽视供给管理。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不一样，它的指标是很明显的，有结构特征的，涉及各种各样的领域和具体的要素。调控中要掌握的要领是区别对待、突出顶点、兼顾一般。经济管理运行经济周期的波动，市场竞争通过要素流动自然解决结构优化问题，所以供给管理不用应对复杂的问题做更多的探究，结构优化靠市场解决，真实的途径不是完全竞争，而是非完全竞争。

　　我们中国的市场不完备程度更突出，逻辑上更需要注重供给管理，政府要更好地发挥作用，来校正结构上的偏差。从实际来看，虽然理论是这样的，主流教科书的表述上对于供给管理，没有做很多的展开认识，但是实际上，我们从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的调控实践中看，代表性的美国供给管理可圈可点，在实际操作中是跳出了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断然采取了区别对待、突出重点代表性，给花旗银行注资，给通用汽车注资，就是这样的特定供给管理的举措。到了注资通用，形成发展的拐点，市场预期一下走向正面，以后就进入美国经济率先复苏过程，配置量化宽松，现在已经走到告别量化宽松，整个的调控变成对付通胀的升息过程了。

　　我们中国反复强调结构问题不可忽视，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从货币方面来讲，总量型政策、结构性优化，做的是供给管理的事情。我们过去在这方面，从实践到理论上升，远远滞后于现实的发展。从原理来说，需求应该承认是经济生活中的原生动力，但是供给侧对需求侧的响应和特征，是最关键的要素。

　　因为在需求侧永远有动力，但是需求侧动力是永新而实际上是无新的。人的需求不断往上走，永远不可能满足，但是现实生活中，经济学讨论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有效需求伴随的变量就是社会中人的收入水平，要是有规律的话，就是从低往高走，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趋向。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出来了。要是说创新，在需求方面怎么创新，得不到创新，怎么满足需求？主要由供给侧做出回应。

　　大家都关心动力问题，需求管理视野下，三架马车的说法由来已久，现在我们看它的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因为需求侧说到了三架马车，实际上开始把它结构化，动力体系要想让它完整的话，必须考虑结构化的逻辑传导、转移到供给侧，形成满足投资消费和进出口需求的供给体系里面的能力，而且一定要在供给侧通过创新形成这种能力，真正的创新都是发生在供给侧的。原来说的完全竞争，我们真实的问题要把不完全竞争的假设放在理论研究实际的起点上，讨论政府怎么发挥更好的作用，优化政策措施，优惠制度供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落在供给上，把供给侧问题挑明，跟着整个供给体系的质量、效率、功能的提升。

　　市场层面、产业层面如何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转变的过程中，新常态需要引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涵就是适应客观需要，通过攻坚克难、深化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我们在经济增长速度下台阶的同时，要提升增长质量上台阶，要达到全面小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才能实现中国梦。创新发展是动力，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就是要让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变成现实，走向共同富裕。

　　劳动力、土地和自然代表的资源、资本、科技创新、管理制度这五项供给，按照国际经验和我们自己的经验都可以证明，在一个经济体发展起飞阶段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前的发展阶段，前三项最容易形成明显的支撑力，一旦进入新时期，改革大政方针定了以后，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有了分权。现在从源头来看，过去称为盲流的不再受管制形成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可以进城打工，劳动力潜力空间打开以后，比较优势体现在我们劳动力低廉，在竞争环境里面、开放环境里面，支持我们一路走到制造业的发展，变成世界工厂。一旦有了市场经济环境的发展，低价变高价，无价变有价，就展开了生龙活虎的发展过程。

　　城镇化、工业化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体现出超常规的增长特点。我们的资本一开始严重匮乏，但是开放外资进来，进来的不光是资金，而且带来的是管理和技术，培育了我们本土的原始积累过程。走到现在，我们民间资本已经非常雄厚了，不光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资金合在一起，大量资金聚集在一起追逐可投资的项目。他们的支撑力在明显滑坡，原来做贡献，现在掉头向下，越来越显出拖累。我们的劳动力，这几年听到的，最多的招工难、用工贵，业界称为民工荒，这是我们粗工、壮工、农民工越来越有条件享受高工资待遇了，这就是我们说的农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中国社会进入中等收入阶段还在节节攀升。

　　我们无可挽回地告别了刘易斯拐点之前的低廉劳动力成本的存在。现在低廉劳动力的竞争优势离我们远去，必须腾笼换鸟！必须凤凰涅盘！这个支撑力下滑的同时，遇到到中国人口结构的问题，未富先老，人口政策在调整方面又滞后，这就形成了新常态，产生新特征，这是重要的因素。

　　土地和自然资源发展到现在，实际上，进一步运用起来的综合成本越来越高。

　　我们的资本虽然充裕、雄厚了，但是找不到合适投资对象，到一定阶段，常规投资边际效益递减普遍发生。这三个支撑力下降的同时，后面两项就是引领新常态供给侧。前面三个要素投入可以算出贡献率，但是多出一块说不清楚的，很难量化的是就是科技。邓小平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不是传统三要素——劳动力、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又加一个要素，不是做加法，是做乘法。过去认为的三要素要有一个乘数放大。

　　现在我们要抓住科技创新不放，传统制造业，包括纺织行业，其实都面临这个问题。真正升级换代，是非做不可的！升级换代抓住的不是前面三个要素，现在要死抓科技创新。但是科技创新，打开这个创新空间，必须要让人的积极性发挥出来。光靠行政手段是做不到的，人力资本怎么培育出来，带头的创新人才，政产学研互动，生产一线创新空间怎么打开，需要制度环境，需要合理的激励兼容的机制，这又是我们的难题。

　　现在我们的科技队伍，实际上人数相当可观，资金投入年年增长，专利数、论文发表数节节上升，但是我们与国际比较，综合科技竞争力上不来，领军人才迟迟出不来，这是钱学森之问。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要真正把它释放出来，需要抓科技，后面跟着抓制度供给。整个制度环境，制度供给，在某种意义上，高于科技，抓住它，真正符合科研规律，调动创新者的积极性，内在潜力活力释放出来才会有新局面。这就是所谓供给侧改革和机制铺垫性的理解。

　　如何完善供给侧的环境与机制，激发微观主体潜力与活力，在新常态中打造新动力，我们给出了三大层面的看法：

　　第一层面，在我们过去已经有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总量调控、需求管理的旁边，通过供给管理加强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增强国民经济中的有效供给，特别是制度供给，这样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支撑条件，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动力的环境建设客观需要。我们认为这个关系到以后在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怎么样持续增强我国国际竞争中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后劲。

　　第二个层面，要进一步突出某些特定国情下的有个性的约束条件，再引出战略思路和战略分析。我们提出三个明显的国情约束：首先，几十年的粗放发展带来了非常明显的资源环境压力，在很长时间段内，整个基础能源的供应摆脱不了以煤为主。雾霾的危机，不破解是没有出路的；第二个是中等收入陷阱历史性考验，中国人必须居安思危，防患未然，处理不好，跌入陷阱一蹶不振几十年；第三个，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但怎么真正解决走向共同富裕的严峻挑战摆在面前。

　　如何解决问题——战略思路上全面跨入小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20年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才会有后劲，我不认为“十三五”是一个指标，中国加上改革创新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进一步提升我们的硬实力和软实力。

　　第三个层面，我们建议明确提出解除供给抑制，放松供给约束，这是提高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变微观潜力为发展活力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改革是市场性趋向，开放是倒逼我们的改革，都是从制度供给开始的系统工程的打造。现在我们的改革取得成就的同时，必须承认进入了深水区，攻坚克难任务非常艰巨。现在看到的供给因素，人口红利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制度如和与市场制度对接，自然资源利用和开发过程中粗放的甚至挥霍式的耗用的情况不可持续，金融压抑明显，对实体经济的多样化融资和升级换代支持不足，我们的教育体制的扭曲、僵化，科技创新驱动弱。政府职能改革说了这么多年，现在再往前推进已经非常困难了，很多事就是改革空转。

　　从思路上提出建设性的看法，我们研究的新供给经济学首先是改革经济学。

　　要立即调整人口政策，从控制人口数量转向人力资本战略；

    积极推动像重庆地票制度的土地改革，动真格地试点；

    金融改革的方面，2015年有一系列的进展，要继续推进；

　　企业经营活动方面如何松绑减负，最主要的问题，是坚持减税的同时，理性认识到只可能是结构性减税，不可能是全面大规模减税，中国的税制必须是现代化，处理好有减有增的问题；

　　企业方面，真正的负担，综合成本越来越多的是税费，非税收的问题一定要破解。过多乱收费，以及五险一金社保的收费、综合收费要进行配套措施改革；

　　进一步简政放权，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一定要考虑结合大步制和扁平化，对行政进行伤筋动骨的改造；

　　中央政治局有明确增加有效投资的指导意见，什么是有效投资，一定要有制度供给，供给侧的制度供给，政府和资本合作；

　　去产能一定要更多地让市场通过优胜劣汰，全面可持续地把公平竞争中不能维持的落后产能、过剩产能排除出去。

　　纺织行业作为典型的传统的产业，目前要更多地利用供给侧改革的机遇，化危为机，在供给侧方面把可以调动的所有潜力空间争取用足，而且要把有关供给侧创新的政策给出的空间用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代化进程到了关键时期和历史性的考验关口，必须在原来已经有的需求管理的基础上，抓好供给管理，特别是制度供给管理为核心的全面改革。

　　改革的着眼点落到市场经济层面，千千万万微观主体的潜力活力得到释放，托举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对应中高速增长平台时间越长越好的升级版，这样的加快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就是贯彻“三步走”现代化战略，直指全面小康以后的中国梦。

 (CTEI根据速录文字整理）